神學展望
梁展熙
血債要抵 人命應填？
論死刑存廢（上）
教宗方濟各在本年2月21日三鐘經結束時，指出「『不可殺人』的誡命是絕對的，同時適用於無辜的人和有罪的人」。並在慈悲特別禧年是促進世界去尊重生命和每個人的尊嚴的背景下，指出「因為即使凶犯也擁有不可侵犯的生存權──天主的恩賜」，所以他「向各國領袖的良知作出呼籲，希望國際上達到廢除死刑的共識」【註1】。
不過，本年3月28日，台灣4歲女童遭無目的謀殺，被兇徒以菜刀割喉斬頭致死。事件引起本在討論死刑存廢的台灣烽煙四起。就我所見，輿論似乎傾向兇徒應被處以極刑。在社交網站上甚至曾見有人發起把兇徒處以「唯一死刑」──即被告一旦罪成，法官沒有選擇，只可判處死刑──的文帖。他們的理由很簡單：兇徒手刃稚子，泯滅人性，本就死有餘辜。更何況殺人填命，天公地道。否則，只是姑息兇徒，淪為幫兇。假若只判終身監禁，就是浪費公帑。
我同樣認為，兇徒的惡行令人髮指。我也相信教宗方濟各有同樣感覺。但是，為何當代教會數任敎宗【註2】、各國主教團【註3】，以至各地神學人都致力呼籲廢除死刑呢？他們是漠視公義嗎？他們旨在姑息兇徒嗎？還是其實有其他（更重要）的原因，是普遍輿論忽視了的呢？
坦白講，這不是個容易處理的議題。除了支持和反對死刑的一般理據外，還牽涉到聖經的詮釋、歷代神學家的看法，甚至教會教導的發展（the development of doctrine）。本文由上下兩篇組成，先從刑法學者的角度出發。
懲罰的目的
按美國第三巡迴法院上訴法院資深法官尼嘉特所說【註4】，經司法程序而把痛苦施加在某人（被告）身上，從法理上說，理由主要有四：改過自新、阻嚇作用、收容囚禁和行惡報應。我們將從這四點來看死刑能否達到這些目的，從而量度其合理性。
１）改過自新
對於某些思想家來說，這是向人施加懲罰的唯一合理理由。換言之，施加懲罰的目的，是為（至少嘗試）幫助兇徒懺悔改過。但就死刑而言，這點可直接忽略，因為一個被判死刑的人，是沒有改過自新的機會。
２）阻嚇作用
這點比較複雜，要從兩點討論。廣義的阻嚇作用，指通行執行刑罰來嚇止其他人不去作同樣的非法行為。然而，至少根據美國的統計數據，死刑並沒有令謀殺案數字減少（雖然現時未有有關傳媒廣泛報導死刑執行對大眾心理的影響）。換言之，死刑的廣義阻嚇效力，值得商榷【註5】。
至於狹義阻嚇作用（specific
deterrence：即令同一個人不再犯同樣的罪行），死刑無疑是有效的。因為兇徒在初犯時既已伏法身亡，就無法再犯同樣罪行。事實上，死囚行刑後，他甚麼事就再也做不了。所以，死刑具有永久的狹義阻嚇力。
問題是，既然只具狹義阻嚇力，則死刑還是否必需之惡（necessary evil）？首先，至少在美國，死刑的成本是遠高於監禁的。因為行刑次數並不頻密，而且要人道地執行死刑所需的藥物、器械成本和貯藏費用高昂。其次，以保護社會公共安全為合理理由的話，終生監禁便可。因此，刑法學者不認為廣義和狹義阻嚇力是保留和執行死刑的合理理由。
３）收容囚禁
這裏指把一個罪犯囚禁起來（containment），以防止他再犯同樣罪行，傷害社會和他人。然而，在原則層面上，這也不無問題。因為這邏輯推論，就是以一個人過去之中的一點，在缺乏其他理據的情況下，推斷他必定會重複犯錯，因而將之收監，以防止他再犯。的確，死刑也是從某種意義上把兇徒囚禁在某處（這裏就是指地府）。同樣的問題是：這是否必需的惡？非也，把兇徒收監已足以防止他再次行兇。因此，死刑從這點上也得不到合理支持。
４）惡有惡報
首先，讓我們重溫一下報應觀（retribution）的基本邏輯：
- 所有犯了法的人都應受罰
- 只有犯了法的人應該受罰
- 犯了法的人應受與其罪行相稱的、合乎比例的懲罰
此論認為，真正的公義在於，人們要為他們的過錯而受相稱的苦。殺人者應當受死。換言之，量刑應視乎罪行的殘暴程度、行兇者的行徑，以及受害人的無助和不能自我保護的程度。而因應罪行施加相稱的懲罰是法庭回應社會對公義的呼求，並反映出社會對該項罪行的痛恨。
然而，這論點也有可反駁之處。一）死刑看來是報仇多於報應，而由此看來，這未必合乎道德。有人認為：在一條生命被奪走之後，再去奪取另一條生命，就是報仇，這不是公義。二）在宣判與行刑的時期之間，行兇者日夜等死的心理折磨，是除了失去生命之外的附加懲罰。不過，話說回來，雖然有些國家，如美國，死囚等候行刑的時間可以經年，但有些國家卻是從速處理死囚的。三）我們不能藉殺人來向社會指出殺人是錯的。
當然，一個值得深究的問題是：報仇是否必然是一件壞事？在法律哲學的層面上，未必人人認同這立場。例如：英國維多利亞時代法律哲學家史提芬斯（James Fitzjames Stephens）就認為：「懲罰應當執行的理由之一，為了認同健康的頭腦在思考到這些罪行時所激起的憎恨──或稱之為報仇、憤恨，隨你稱呼──的感覺」（Liberty, Equality, Fraternity）。
問題是，假使我接受報仇是可以接受的（當然事實上我反對這觀點，詳見下週），此說仍有一大缺點。這觀點把施罰者置於絕對正確的道德高地，把受罰者標籤為道德淪喪之徒。但在判定被告是否真的兇手，是否真的道德淪喪的司法程序，卻無法保證百份百不出錯。
檢察官的立場。由於被告的罪名及刑罰由檢察官決定，因此傾向以死刑起訴的檢察官會提高他負責的案件的被告被判死刑的可能性。例如美國路易斯安納州的卡多郡，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死刑定罪數目只佔全美國不多於5%，但在2010-2014年度則躍升為全美國人均死刑定罪數目最高的郡，儘管自九十年代起這郡的謀殺案發生率一直下跌了67%。這主要因為在那五年出任該郡檢察官的是郭戴爾。他認為死刑主要就是為了報復，而且這是正確的【註6】。另外，據紐約時報在2003年的報道，美國路易斯安納州的檢察官會在成功讓被告入罪判死而開派對慶祝，並彼此頒授非官方的獎章嘉許【註7】。
種族不公。至少在美國，謀殺案中的死者和兇手的種族背景對兇手量刑有一定影響。統計顯示，自1977年起，被告被判死刑的比例，死者為白人的話佔77%，為非裔的佔15%，為拉丁美裔的佔6%，其餘的佔2%【註8】。雖然這統計沒有包括死者總數的種族背景比例，但的確點出箇中問題。在2006年，由美國史旦福大學、洛衫磯加州大學、耶魯大學和科奈爾大學研究員一同發表的研究顯示，在美國，死者為白人的謀殺案中，如果被告外貌愈似典型的黑人，則愈有機會被判死刑【註9】。
冤案。不少在審判過程中認為證據確鑿的謀殺案，最後卻在多年後發現被告是清白的。在美國，由於成功入罪率對晉升有一定影響，近年發現有檢察官刻意扣起對被告有利的證據不作呈堂，最後在DNA鑑證後證明清白。例如：美國人湯普遜在1985年分別被控持械行劫和謀殺罪成，成為死囚。此後14年尋求方法上訴。最終在1999年，行刑前數週，在當時他的辯護律師團追查之下，發現當年控方沒有把械劫案死者衣物上的兇徒血跡化驗報告呈堂，而該血液血型與湯普遜的並不吻合，此案得還清白。辯護團更發現，控方當年同樣沒有把謀殺案中目擊證人描述的兇徒樣貌與被告不符的供詞呈堂。最終湯普遜沉冤得雪，當庭獲釋【註10】。還有江國慶案：1997年台灣因被嚴刑迫供，承認姦殺5歲女童，在21歲時受刑枉死，真兇在2011年被緝捕歸案【註11】；聶樹斌案：1995年4月25日在內地未滿21歲的聶樹斌被判姦殺罪成，兩天後遭槍決，真兇卻在2013年才被繩之於法【註12】。更有研究顯示，美國所有已判處死刑的案件中冤案的比例是4.1%【註13】。
綜合以上各點，大部分刑法學者認為已再沒有合理理由支持保留死刑。在本文的下半部分，我們將集中看看基督信仰傳統對死刑存廢的看法。
原載於：澳門《號角報》2016年4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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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http://w2.vatican.va/content/francesco/en/angelus/2016/documents/papa-francesco_angelus_20160221.html。另見本年和平日文告第8段：https://w2.vatican.va/content/francesco/en/messages/peace/documents/papa-francesco_20151208_messaggio-xlix-giornata-mondiale-pace-2016.html。當然，教宗方濟各也曾多次批評死刑，如他在2014年對國際刑法協會代表會面的講話IIa段：https://w2.vatican.va/content/francesco/en/speeches/2014/october/documents/papa-francesco_20141023_associazione-internazionale-diritto-penale.html，以及他在去年對國際反死刑委員會的講話：https://w2.vatican.va/content/francesco/en/letters/2015/documents/papa-francesco_20150320_lettera-pena-morte.html和他在美國國會的演說：http://time.com/4048176/pope-francis-us-visit-congress-transcript/。
【註4】Richard L. Nygaard, “‘Vengeance Is Mine,’ Says the Lord,” America,
(October 8, 1994): 6-8[7].
【註5】William C. Bailey and Ruth D. Peterson, “Murder, Capital Punishment,
and Deterrence: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in The Death Penalty in America:
Current Controversies, ed. Hugo Adam Bedau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135-161.
【註6】Campbell Robertson, “The Prosecutor Who Says Louisiana Should ‘Kill
More People,’” The New York Times, July 7, 2015, http://www.nytimes.com/2015/07/08/us/louisiana-prosecutor-becomes-blunt-spokesman-for-death-penalty.html?_r=2
[accessed March 29, 2016].
【註7】Jeffrey Gettleman, “Prosecutors’ Morbid Neckties Stir Criticism,” The
New York Times, January 5, 2003, http://www.nytimes.com/2013/01/05/us/prosecutors-morbid-neckties-stir-criticism.html
[accesssed April 4, 2016].
【註8】Amnesty International USA, “Death Penalty and Race,” Amnesty
International USA, http://www.amnestyusa.org/our-work/issues/death-penalty/us-death-penalty-facts/death-penalty-and-race,
[accede April 1, 2016].
【註9】Jannifer L. Eberhardt, Paul G. Davies, Valerie J. Purdie-Vaughns,
and Sheri Hynn Johnson, “Looking Deathworthy: Perceived Stereotypicality of
Black Defendants Predicts Capital-Sentencing Outcomes,” Psychological Science
17,5 (2006): 383-386.
【註10】Radley Balko, “The Untouchables: America’s Misbehaving Prosecutors,
And The System That Protects Them,” Huffpost Politics, August 1, 2013 [updated
August 5, 2013], http://www.huffingtonpost.com/2013/08/01prosecutorial-misconduct-new-orleans-louisiana_n_3529891.html
[accessed March 30, 2016].
【註13】http://www.pnas.org/content/111/20/7230.full；另見：Subcommittee
on Civil and Constitutional Rights Committee, “Innocence and the Death Penalty:
Assessing the Danger of Mistaken Executions,” in The Death Penalty in America:
Current Controversies, ed. Hugo Adam Bedau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344-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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